黄达人

“做校长就是做人”是与校长的角色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如何做人。所以,如果要梳理我的办学心得,我想,从“做人”这个角度最终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

作者 | 黄达人,原中山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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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校长要有理念

大学的事业千秋万代,大学的发展必须要立足长远、要面向未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在这次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精神方面的因素——大学的理念很重要。很多校长将“在校内形成被大家所接受的理念”作为自己影响这个学校的最重要的工作。

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讲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但究竟什么是教育规律?我想,在大学里形成一个符合本校发展的办学理念、并营造一个有助于其实现的工作氛围,是否也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我以为这起码是大学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曾经有人问我,在中大的12年,最值得说的是什么事,我想,如果一定要说,就是我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提出了“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这三个核心理念。

首先要声明的是,这三个理念首创都不在我。我曾在离任致辞的最后部分提到这了这三个理念,而继任的许宁生校长在他就职演说的第一段中就讲到这三个理念,表示要继承和发展这三个理念。或许这也说明了这三个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大人的共识。

办大学就是办环境,这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识。同样地,如果要总结我在中大这十二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和同事们一道,致力于在校内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十多年来我们从未给学院下过具体的指标。

记得在“985工程”二期验收总结会上,当时的副部长志大篇幅地谈到要重视ESI 评价指标。回来以后一统计,中大在ESI所列的22个大学科中已经有好几个进入了世界前1%,而且论文篇均引用和论文被引用总数也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指标,但实际上,中大在指标上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说,这让我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其次还有理念决定政策。

总之,大学的理念一旦被大家接受,就会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准则。作为校长,不一定也不可能熟悉每一个领域,但如果大学的理念深入人心,那么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执行者们就会以这些理念为指引,想出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老师们都以学术为业、以善待学生为原则,那么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一定会有所成就;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都认同“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那么他们当然会为老师和同学做好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行政文化。

2

做校长要坦荡

坦荡的一个前提必须是心地正直,廉洁奉公。

我从来不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公众人物,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往往容易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校长的言行往往容易被不熟悉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们误解,如果存在道德上的瑕疵,那就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对个人而言,必须严格自律,不给别人揣度的空间。

坦荡的另一个前提是要心胸开阔。

一个和谐的整体正是由每一个“互为外部环境”的个体共同营造的。大家应该抱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心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弥合彼此的分歧、宽容对方的过失、理解和尊重人性的弱点。

因此,在我们工作、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学会首先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我也经常提倡,对人要“当面批评,背后表扬”。这样,彼此之间的沟通才能融洽,大家的心情才会愉悦。

首先,在学校领导班子内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彼此信任、彼此支持的前提,而学校领导班子的和谐与团结可以影响整个大学的发展。

我个人非常幸运,遇到两位党委书记都是好人,合作得也非常融洽。我与李延保书记合作7年,可以说是相互欣赏,彼此默契。与李书记谈话,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1998年,我们两人一起来到中大工作,他开始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处理住房问题,一做就是5年。他又亲自抓教学工作。

2000年,珠海校区建设,李书记尤其注重校区的文化建设,注重文化传承,提出在珠海办“原汁原味”的中山大学,每个假日他都是在珠海和学生一起度过的。

2001年原中山大学和原中山医科大学两校合并,我们坚持实质合并,他对人客气、对事尊重。他当时对校党委工作提出了十二字方针:“不抢事,不推事,做实事,抓大事”。所以这些,都是我深为感佩的。

我与郑德涛书记共事5年,也可谓合作无间,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他对行政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上楼下,我有事情,抬腿就上去找他,他有事拔腿就下来找我,有时一天要在一起讨论不止一次。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工作习惯,就是两个一把手面对面沟通,不通过副校长、副书记和其他同事给对方带话。我们决定或否定一件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与对方通气,相互理解、互相支持。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因为两个一把手意见不一致,而让下面的同事为难。

其次,对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而言,我一直认为,大家虽然阅历有异,但智商都差不多,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总是会更加熟悉情况,对政策把握得也相对到位,在具体的专业问题的处理上,只要没有违反原则,我总是会信任他们,并且尊重分管校领导以及职能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认为上级一定比下属聪明。其实,很多工作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我前面提到李延保书记的那句话,“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方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必定其道理。我相信并牢记这句名言。我觉得,作为校长治校,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上面,我提到“教授就是大学”的理念,在大学里,首先要尊重教授。我曾经对学校的行政人员说,教授可以有脾气,但行政人员不能有“脾气”,耍态度,太有个性的行政人员是不合格的。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学科的教授,尤其要尊重。

我是理科出身,1998年离开浙大,当时浙大还是理工科大学,1999年刚到中大做校长的时候,上任之初,我就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要争取做文科学者的朋友,后来,随着对文科理解的加深,我发现,要做好文科学者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做好文科学者的学生。依我的理解,这就是尊重。

再次,说到尊重,我们不仅要尊重同事,更要尊重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历史。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是说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有效的途径是消解其历史,使其失去记忆。

最近,中组部与我谈话,问及我和李延保书记刚到中大时是如何立足的。我说,要在中大立足,首先就是要了解并尊重中大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在中大里,我还找不出一个比李书记对中大以及中山医历史更熟悉、更能如数家珍的人来。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这个大学的文化,就是尊重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山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中。我也一直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成绩都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天获得的一个重要奖项,也许是十年前工作的积累,而绝不会是最近出台的某项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同时,我们更要继承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要急于去改变什么。1993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总体办学模式和思路,以及“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新型”的人才培养定位。近二十年来,清华坚持了这个理念,并不断发展。在今年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胡锦涛还提到了清华大学这个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定位。

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王大中校长这任领导的远见卓识,更反映了清华历任领导对历史的肯定和尊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奉调至新的学校任职的领导尤为重要。

我特别佩服龚克校长,到天津大学,他对天津大学校史如数家珍。到了南开大学后,参加清华校庆,有记者问他作为清华校友,如何将清华精神在南开发扬,他对记者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精神,他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发掘南开精神,并将南开精神发扬光大。

总之,以坦荡的心态和方式与人沟通,并把“尊重他人、尊重历史、相互欣赏”的理念推广到整个学校,使之成为大学共有的品质,这对维系和谐的校园氛围一定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

做校长要用心

做校和要用心,最重要是要有公心。我以为,只有有公心才能谋大事、谋成事。

其实,大学里能不能形成好的学术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行政文化的氛围,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经费、房子等。学校的资源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直接决定你的行政文化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公心非常重要。

我在任时与学校分管财务的副校长约定,绝对不在资源使用上向自己的学科专业倾斜,在“985”、“211”这些大项目中,我们从没有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团队投过一分钱,正因如此,我们说话才会有公信力。

“用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善于思考。我说过一句话,叫做“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在工作中,我们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用心思考,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

做校长要有担当

首先是在校内。担当的前提是要对学校的总体情况有基本的把握。例如,作为校长,对教授的情况特别是著名教授的情况必须要充分了解。

在任校长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人约见,只要是中大的教职工,无论他是教授还是普通职员,校长办公室都必须尽量安排,这一点,可以说十二年来我基本做到了。

我以为,教职工求见校长,一定是有他们的诉求的,我并不能保证在谈过之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只是觉得,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各位同事一个陈述的机会,提供一个沟通甚至是发泄的渠道,因为一些心理包袱是可以通过交流和疏导得到化解的。

事实上,许多来与我谈话的教职工事后都会跟我说,其实他们只是想跟我说一说他们的想法,说过了,也就可以了,他们会理解学校的决定,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作为校长必须要担当的事情,这也是一所学校人心是否可以齐,可以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次,校长也有责任和义务,为学校顶住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去坚持为学校长远发展有利的事情。

我们常说的大学的自主性,其本质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有能力拒绝某些事情。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北师大钟秉林校长就感慨,有所为容易,有所不为难。

因此,大学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有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品格、信心和勇气,即使面临压力,也必须敢于坚持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大学校长敢于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 END —

来源丨文章来源于《大学的声音》(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言,有删减,作者系原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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