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全国哀悼日的意义

昨天，是“东方之星”客轮沉没第七天，按照传统习俗，也是遇难人员“头七”祭奠日，交通运输部在沉船现场组织了“头七”哀悼活动，以船舶鸣笛、人员默哀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悼念。

截至目前，沉船事件已造成434人遇难，8人失踪，是近几年来发生死伤最惨重的事件之一，也有网友询问，“昨天是全国哀悼日吗？”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国家会设立“全国哀悼日”？

“全国哀悼日”是什么？

当出现灾难性事件或重要人物逝世时，大多数国家可设立全国性的哀悼日来寄托哀思。为重特大意外事故中遇难的公民举行国家哀悼日活动是一项“国际惯例”。

“全国哀悼日”一般在遇难者“头七”举行，在“头七”之日设立哀悼日，首先因为这是我国民间的风俗，先秦时就已开始用这种形式祭奠和纪念逝者。其次是七天过去，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安抚失去亲人的人们，来凝聚全国的人心，继续留下希望，驱走悲伤的阴影。

在此期间内，通常国内所有的政府机构、驻外机构下半旗，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举行默哀仪式。

“全国哀悼日”为谁而设？

在伤亡惨重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很多国家都由政府宣布设立全国哀悼日。如“9·11”事件后，美国将9月14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罗斯宣布9月6日和7日为全国哀悼日。

中国则一直缺少一个国家层级的集体祭奠活动，对于唐山大地震、特大矿难、渤海沉船等重大事故造成众多的死难者，从未举行过全国下半旗的悼念仪式。

2008年以前，全国性的哀悼只为领导人去世或事件中的少数英雄设立过，2008年汶川地震后，开始为大灾害中的遇难同胞设立“全国哀悼日”，以显示对普通民众的生命价值的尊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1976年7月和1976年9月9日逝世时，曾经设定过全国哀悼日。

逝世后享受过降半旗致哀荣誉的国家领导人还有（按逝世时间为序，不完全统计）：

任弼时（1950）、罗荣桓（1963）、谢富治（1972）、何香凝（1972）、邓子恢（1972）、李富春（1975）、董必武（1975）、康生（1975）、郭沫若（1978）、罗瑞卿（1978）、苏振华（1979）、刘少奇（1980）、宋庆龄（1981）、廖承志（1983）、刘伯承（1986）、叶剑英（1986）、胡耀邦（1989）、徐向前（1990）、聂荣臻（1992）、李先念（1992）、邓颖超（1992）、王震（1993）、姚依林（1994）、陈云（1995）、邓小平（1997）、彭真（1997）、杨尚昆（1998）。

1999年5月12日，为哀悼驻南联盟大使馆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遇难的三位烈士，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所在地和上海等地下半旗志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截至2008年9月18日，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截至2010年5月30日，造成2698 人遇难，失踪270 人）。国务院决定，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截至2010年9月7日，造成1481人遇难，失踪284人）。国务院决定，8月15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目前的“全国哀悼”惯例一般只针对重大自然灾害中的遇难同胞，却还没有针对生产安全事故中的集体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的先例。

“全国哀悼日”的法律支撑

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令第二十八号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下列人士逝世，降半旗志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军事委员会；(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四)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依照该条第一款(三)、(四)项和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依照该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

1990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则明确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2008年，这一法律第一次得到践行。尽管18年是一个过于漫长的旅程，但是走出了这一步，逝去的普通人，生命得到了国家的哀悼。

近五年其他国家的“全国哀悼日”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至少截至2015年5月13日，地震至少造成8219人死亡，17866人受伤。尼泊尔28日宣布，将设立为期3天的国家哀悼日。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总理府宣布，所有政府建筑将降半旗纪念李光耀，并将23日至29日设为全国哀悼日。

2015年1月7日，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遭到袭击，至少12人死亡，当晚，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8日为全国哀悼日。

2014年7月17日，马航MH17客机坠毁，机上295人全部遇难，马来西亚总理8月1日宣布，将设全国哀悼日。

2014年2月18日起，乌克兰基辅连续发生多起骚乱，至少80人死亡。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令，宣布2月22日和23日为全国哀悼日。

2012年7月7日，俄罗斯南部发生洪灾，至少170余人丧生，同一天，一辆载有41名俄罗斯乘客的长途汽车在乌克兰北部地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22人受伤。为了纪念在这两起事件中殒命的逝者，普京8日签署总统令，宣布7月9日为全国哀悼日。当天，俄罗斯全国及驻外机构降半旗，大部分文化机构以及国营电视台也停播娱乐节目。

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市，一前警员持枪劫持一辆载有21名香港旅客的旅游大巴，造成多人伤亡。菲律宾宣布将8月25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悼念遇难中国香港游客。

2010年6月3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生火灾，至少116人死亡，逾百人受伤，政府宣布，6月5日为全国哀悼日。

哀悼日里的发出的杂音

2008年5月21日，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第三天，辽宁沈阳一名女孩在网吧录制了一段视频，抱怨哀悼日期间不能玩游戏，没有娱乐节目，各大网站均变为黑白色等，言辞激烈，不时蹦出脏话，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激起网友极大愤慨。当天下午，这名女孩被公安机关找到，她对自己的言论表示忏悔和歉意。

也是在5月21日这一天，一名通过选秀节目走红的年轻男歌手，在布拉达宫降半旗的旗杆前，拍下大笑、搞怪的照片，被曝光后引发民众声讨，这名男歌手随后发表致歉声明。

关于“全国哀悼日”的思考

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设立“全国哀悼日”的明确规定和法律条文，由于全国哀悼涉及全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因此，针对如何进行集体哀悼，政府和社会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有学者就提出了以下一些思考：

1、什么事情是需要全国哀悼的？

确定一个灾难是要全国哀悼的判定依据是什么？如果有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否有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即以后每个遇难人数达到此规模的灾难，都应当进行全国哀悼？

2、哀悼的主体是什么？是否可以基于地方？

在一个人口众多、自然或人为灾难频发的国家，国家不可能经常性的设定全国哀悼日，而必须根据一些主观因素来判断某些事情是“值得”或“需要”全国哀悼的。

从伦理上，这一结果对遇难人数稍少的灾害就没有给予对等的关注与尊重了。但一些地方性的灾难，确实对地方上的人有巨大的情感、伦理乃至经济意义上的冲击的，是地方上的大事件。是否可以根据受灾人数不同，灵活调整哀悼的主体，比如可以有基于地方（如一个省或市）的哀悼日？

3、哀悼哪里的人？

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仅有数百年。如果出现了一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自然灾害，对其进行哀悼的往往将是其所在的国家。在过去，这很合理，但在全球化信息极大发达的今天，一个地方事件也可能成为全球事件。

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社会的重大灾难，我们是否应当哀悼？

4、是否仅限于人类成员大量伤亡的灾难？

有很多灾难属于环境污染，对我们居住的家园——地球、大自然、动植物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可能潜移默化的、在很多年之后危机人类的生存。比方说墨西哥湾泄油事件。对这种自然灾害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5、如何执行哀悼？

目前我国全国哀悼日是带有明显行政主义色彩的，比方说以行政手段要求停止各地在哀悼期间的娱乐活动，这在网上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关于哀悼的执行办法，我们也可以思考：是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强制手段，还是依赖公民自发，即国家全部哀悼日后，并没有更多的行政干预，具体执行方法、尺度，由社会团体、公民自律进行。

如果社会足够成熟，则在哀悼日期间大举娱乐活动，自然会被其他社会成员认为是不妥的，会带来形象、道德、公关危机，因此会自律。但该等公众意识淡薄的时候，国家也可以适度进行行政干预。

编辑：柴婧、夏文

综合：新华社、中国政府网、南方周末、国际在线、网易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