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比较了王维名篇《鹿柴》在不同语种下的十九种翻译方法，力求描摹出诗中的禅味意境。在我看来，在翻译学上这本书或许不错，但文学上它肯定是失败的。精确的语言只能重现诗中的自然环境，却无法还原蕴含在创作者内心中的悠远意境——这也被认为是山水田园诗的高妙之处，即言有尽而意无穷。
环境是人心的注脚，只是创作者情意的载体，这是中国早期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集体特征。留意细节便会发现，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之所以推崇山林的平和隐逸生活，多数是因为在现实中遭受了打击，诗歌体现出的实际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被动”抗拒，就连其中田园味最浓的陶渊明，也曾吟出“世与我而相违”的反省句子，被诗人们巧思“构建”出的自然环境，不过是他们与世相争落败后无奈选择的避难所。
这与日本文化截然不同。有一部日本电影《小森林》，琐碎缓慢地叙述了一个日本女孩市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每一部分看起来都平淡如水，但细节放大之后又那么有滋有味，虽也有争执，但回归自然更多是一种自发选择，更像是一种“屈服依附”。意境不靠堆砌，而是裸地“原形毕露”。这实际也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文学中呈现出的普遍风格——一切按照事物原样进行写作。日本文化处处体现出对自然的无比敬畏，从不强调人对自然的干预，顺时而生，应时而落，所谓的仪式感也只是为了强调人相对自然的注脚作用，有一种螺狮壳里摆道场的精巧韵味。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的作品以及早期的很多日本俳句都具有这一典型特征。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家呈现出新的创作特点，他们很多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在精心描绘出所在地区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之外，极力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等，像回族作家张承志，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以及生活在新疆的新生代作家李娟。他们选择了一种孩子般的口吻，平视自然；他们擅长描摹边远的山河图景，或是大开大合，或是声声慢慢，但无论在怎样的自然场景之下，人总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既不是主宰，也非附属，而是其中结结实实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人和自然、生命和生命间产生出一种交融着的快乐。正像有人评价李娟散文时说：她的散文就好像冬日在炉火上冒泡的汤，没加太多的佐料，却清朴动人。
（文/三九木 刊于燕赵都市报2020年1月14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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