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洞悉了战争全局的发展趋势,科学研判敌我实力对比的基本走向,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与方法指引。深入研读《论持久战》,学习和汲取其中穿越历史时空的军事智慧,有助于我们认清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开展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统揽战争全局的宏观视野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洞悉全局,才能在各个层面做到了然于胸。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同志以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审视和把握抗日战争整体形势和发展趋势,充分彰显了洞悉全局的宏观视野在战略指导中的重要作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弥漫着“速胜论”与“亡国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势研判,前者寄希望于美英苏法等外国势力出面干涉,后者则主张对日绥靖妥协。同志指出,这两种错误观点虽内容、形式各异,但主观上皆是因为未能正确认识战争,片面地看待诸多要素现象而导致的。在同志看来,日本方面为“一长三短”,即长于军事、经济与政治组织能力,短于其帝国主义落后属性、国土战争潜力较弱与国际道义反对等要素;中国方面为“一短三长”,即短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组织力不足,长于总体战争潜力巨大、民心拥护与国际道义支持等要素。日本将随着自身战争非正义性及国土资源的限制而愈加疲弱,而中国则将在自身战争正义性及大国强大潜力的支撑下不断增强。正是坚持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全面掌握敌我各类作用因素,细致梳理和研究两者之间的客观联系与必然作用,同志得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结论,明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这一战争总体态势,为全民族坚定必胜信念、增强斗争勇气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强劲动力。
把控战争全程的超前思维
“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正确预见战争的进程走向、清晰理解战场的态势特征,是获取战略主动、赢得战略先机的必然要求。在《论持久战》中,同志以超前眼光与严谨思维对战争全流程进行了精准预判,展现了把握抗战各阶段的全过程视野。
在同志看来,由敌强我弱走向敌弱我强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我双方战争进程将呈现出三个阶段的不同样态。一是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的敌军虽攻势迅猛,但士气、财力已呈现颓靡之势。与之相比,我方虽遭受严重人员装备损失,但“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些因素的具备,意味着本阶段己方选择的战法应“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二是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阶段。这一阶段的敌军兵力财力皆日趋枯竭,将逐步“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与之相比,我方根据地不断扩展,虽仍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但“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三是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阶段。这一阶段的敌方虽依旧图谋分化中国统一战线,但总体实力已不足支撑,将逐步退却。与之相比,我方由于力量的不断增强而大量恢复失地,变为战略反攻。可见,通过科学辩证地分析与谋划,同志不仅精准预判了不同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特征,同时就每一阶段中国应采取的军事总体策略予以清晰阐释,为夺取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
洞悉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同志强调:“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探知了战争背后的普遍性规律,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对其予以总结,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
首先,厘清能动性之于战争的效用。同志认为,客观现实固然明确了人们获得战争胜利的具体条件,但其并不必然导向战争的胜负,若意图将这一条件转化为胜负的事实,则还需依靠人们真正“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种“主观的努力”,即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其次,深刻领悟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同志指出,任何战争皆是具有鲜明政治特性的行动,“是流血的政治”。与此同时,较之于传统政治实践,战争又具有“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种超脱于传统政治实践的特性,决定了唯有“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最后,强调政治动员的决定性意义。同志高度重视发挥人民战争的潜力,强调“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形成人民战争的大海是制胜的关键。对于身处抗战过程中的中国军民而言,强力的政治动员能够使其“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总之,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能够切实挖掘群众潜力、壮大军队声势,为夺取最终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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