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

只要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背诵过杜甫的诗。他的诗歌不同于杜牧的豪放，也不同于李白的浪漫，充满着现实主义的色彩。杜甫尚存活于世时，他的诗歌便被人称作“诗史”。因为，它记录着唐朝从强盛转为衰败的过程。更难得可贵的是，它记录着正史少有的民间小人物，在大时代的茫然、痛苦、无奈。

盛唐的开放、自由

或许文人都酷爱旅游，杜甫也不例外。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今江浙沪地区），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觉得玩够的杜甫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不幸落第。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杜甫返回洛阳，并在首阳山下安家，还娶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为妻。4年后，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在游玩期间，杜甫写下了《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表达了他对李白的友情。

但是，杜甫本人也不以为意，借着父亲是兖州司马的便利，他动身前往兖州省亲，顺便一路游山玩水。也是在这时，他写下了《壮游》，是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傍”。我们可以看出，年轻时的杜甫对仕途并不很在意，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游玩，每天过着骑马、打猎、唱歌的生活，羡煞许多当代文青。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能这么轻松写意地游山玩水，与他官宦子弟的身份脱不了干系。唐朝人非常钟爱网格化管理，今天复原的长安城就是个中典型——什么区域负责什么工作；什么阶级的人能住什么街道；什么样的地点能够做什么样的生意。一切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十分方便官府进行管理工作。

为了确保这种便利，唐朝严格限制人口随意流动，哪怕是长安各个区（当时称之为坊）之间都无法随意走动。每天晚上，各个坊之间的通道都要关闭，大门全部上锁。卫兵们会加班加点地巡逻，如果有人违反“宵禁”随意走动，士兵有权将其逮捕。

首都尚且如此，地方更不用提。所有出行的人，都需要在官府处办理“通关文牒”，没有朝廷命官的盖章，守关将士根本不会放行。所以，唐玄奘去西域，需要靠“偷渡”，如果不是高昌国王力保，我们可能看不到《西游记》。

杜甫能够随意出游，与他父亲的作为官员的身份分不开关系，各地官员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得罪同僚。杜甫去各地开“通关文牒”，自然一路绿灯，所到之处畅通无阻。

不过，等到杜甫“玩累”时，他已经30多岁，按古人的标准已然步入中老年。父亲的年事已高，家中还有妻儿需要供养。时间已经决定不再眷顾这个伟大的诗人。杜甫只好前往长安赶考，这也是他悲剧的开端。

天宝年间的黑暗

在许多人心中，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充满着美好、光明；安史之乱后的唐擦，战乱、绝望。这并不完全正确，至少在天宝时期，社会已经逐渐变黑。权臣李林甫长期把持朝政，拒绝一切挑战者。他利用唐玄宗晚年精力下降的空档，把持朝政，声称“野无遗贤”。这导致杜甫那一届士子全部落第。无奈的杜甫只好委身给权贵，获得继续在长安生存的权利。整整6年，杜甫就靠着世家的打赏生活，直到写出《大礼赋》才得以进入玄宗的视野。可是，因为李林甫的阻挠，杜甫又一次失败。直到天宝14年，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官职，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于是，朝廷将其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官职听上去很高端，其实只是管理仓库的小官。迫于生计的杜甫只好接受这个官职。11月，回家省亲的杜甫听闻儿子竟然被活活饿死，悲从中来，将10年的见闻用诗歌的形式写下，即赫赫有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值得一提的是，李林甫并非故意针对杜甫，他也不是传统史书中，完全没有才能，全靠魅上的小人。李林甫本人文化水准不高（相对李杜之类的大文豪），但是在治理国家上，有他自己的体系和逻辑。比如颇具争议的征募胡人，让安禄山做大，却也培养了仆固怀恩、李光弼、高仙芝等忠于唐朝的名将。虽然，在当时，遭到了李白等在野文人的嘲讽。可是，客观上，征募外族的成本远比征募汉人低廉，极大地降低了唐朝的军事开支。否则，49万边防军，足以让唐朝的财政破产。玄宗时期的武功，也离不开那些外族将领的支持，包括安禄山的战绩。从这方面解读，李林甫称得上“成也是他，败也是他”。

而李林甫对李白、杜甫等人的打压，未必是出于“嫉贤妒能”。更有可能是“实干派”对“清流”的本能厌恶。前者认为后者文采出众不假，但是不会治理国家，只能去做微末的工作；后者则认为前者尸位素餐，做出许多不道德之事，乃是国家蛀虫。双方的关系就像《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与纪晓岚的关系一样，属于不可调和的路线之争。

战乱与流离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上位。相比奸诈却不失为实干家的李林甫，杨国忠的能力和人品都极端低下。安禄山在李林甫在世时，经常半夜惊醒，嘟囔着“我要死了”。相比之下，杨国忠完全没有才干不说，还试图压迫安禄山。最终，两个人的矛盾升级成一场让全国由盛转衰的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叛军就成功攻陷潼关。唐玄宗匆忙逃亡成都。次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在此之前，杜甫已经举家逃往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8月只身北上，打算去灵武投奔唐肃宗。可惜，他在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一同被俘的王维与杜甫一起被严加看管。也是在此时，杜甫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战争的伤痛，百感交集之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知名诗篇。

唐肃宗对此十分感动，授予他左拾遗的职位，从八品。此后，杜甫就多了一个杜拾遗的称号。可惜，事实证明杜甫确实不会做官。没过多久，就因房琯事件被牵连罢官，贬去华州，当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值得讽刺的是，杜甫因早年被李林甫打压之故，官职很小，叛军因此没有囚禁他。当郭子仪的军队来到长安北部，杜甫便偷偷地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史书记载，刚见到唐肃宗的杜甫衣衫褴褛，穿着麻鞋，甚至连袖子都没了一半，着肘部十分狼狈。

恰逢此时，郭子仪的大军在邺城战役中失利。损兵折将的唐军下令，大肆抓捕壮丁入伍。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些底层人民并不在意谁是统治者，也不在意叛军和唐军谁能获得最终胜利，可是一切的苦难都要他们去承担。正是认识到这点，杜甫决定彻底放弃官身。7月，他便辞去司功参军的职务，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

艰苦岁月

杜甫辞官后，携家眷前往秦州。用他自己的话描述，这段岁月属于“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短短3月，杜甫就无法在秦州支撑下去了。他又一次携带全家老小，南下同谷（今甘肃成），想要在这里改善生活。却不料，在同谷的生存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之中。杜甫在饥寒交迫中写下“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无奈之下，杜甫又一次携带家眷迁徙。这一次，他们的目的是巴蜀。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在他的接济下，杜甫一家终于从贫困生活中解放出来。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终焉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退出官场。携带家人四处旅游，还在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最后，他于大历五年（770年）冬，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的一生坎坷无比，但又十分精彩。中国的官方史料。一般不会记录底层人民的生活。所以，现代人研究古代人的生活，通常要看文人的诗歌与笔记。杜甫的活跃时间，正好跨处于盛唐与中唐之间。他既经历过开元的繁荣，也被天宝的官场“教做人”，还承受过安史之乱的痛苦。他的诗歌也因此被称为“诗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采，更因为诗歌中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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