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恩

故事可以从一位清代才女说起，她叫陈蕴莲，江苏江阴人，主要活跃于道光、咸丰年间。作为一名闺秀诗人，关于其生平事迹的描述在《名媛诗话》《闺秀词钞》以及《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均可觅得踪迹。她本人也著有《信芳阁诗草》，而正是这本诗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她作为一名女性诗人的才华，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她与疾痛磋商、抗争与共存的生活日常。疾病一直以来都是贯穿整本诗集的一个重要主题，疼痛的经验也时时出现在她的生活日常中。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见疼痛对于陈蕴莲本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她自己对疼痛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疼痛的故事》，[新西兰] 乔安娜·伯克著，王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11月，450页，128.00元

陈蕴莲与丈夫左晨的婚姻，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与其他琴瑟和鸣的夫妻一般，时时唱和，相互切磋。除了诗画创作，共同的疾痛经验在陈蕴莲看来也一直是两人重要的情感纽带，她甚至称之为“至乐”。体弱多病的两人时常受到疼痛的折磨，但对于此时的陈蕴莲而言，这些折磨并非全然负面。相反，在她的创作中，两人因病中疼痛而产生的，恰恰象征着夫妻二人共经生死、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谊。

然而，陈蕴莲与左晨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丈夫的背信放纵，妻子的愤怒怨怼成了两人生活的崭新基调。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疼痛的意义在这位清代才女认知观中所产生的巨变。陈蕴莲曾在一首七言绝句《灼艾》的序中提及困扰她已久的肝疾。（这里的肝疾与现代语境中肝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同，主要是肝风、肝气、肝火的统称。在清代，肝疾有强烈的情志化和性别化倾向。）每次肝疾的发作都会令她痛苦不堪，肝气会进入她的四肢，而这种痛楚甚至会使她的身体难以伸缩。对于这种反复出现的慢性疾病，医者往往会建议病患通过灼艾来缓解疼痛。这一方法对于陈蕴莲本人而言确实有效，她的双手往往会在灼艾之后渐渐舒展。然而在她与丈夫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下，疼痛显然不再拥有其过去所展现出的正面价值，它成了陈蕴莲不得不独自面对的事件。正如她在自序中提到的那样，她可以为自己的双手灼艾，但是双足却不能。事实上，她并非无法寻找到其他人为她的双足灼艾，只是没有人在情感上分担痛苦，疼痛就不再是她与丈夫的情感纽带，此时这一事件就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因而她在诗的最后发出“可怜分痛又何人”的哀叹。

陈蕴莲这段置于中国古代语境的案例向我们揭示了疼痛不可忽略的流动性。在短短十几年的光景中，疼痛的隐喻在同一个人的认知中完成了从正面到负面的转换。而这在疼痛的历史中绝非个例，生理学肉体观念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改变都会使人们感知和理解自身世界的方式出现重大的转变。光启书局情感史系列最新出版的《疼痛的故事》正是将疼痛置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中，考察一段横跨三个多世纪的西方文化史。

疼痛作为“事件类型”

所有人通过自己的感知经验都能明白无误的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得更清楚。因此，让我们简单地将疼痛说成疼痛吧。（第4页）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在《疼痛的故事》（The Story of Pain: from prayer to painkillers）一书中并没有如同一位医学家或生物学家一般，着重探讨关于疼痛医学知识的历时性变化——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将不难发现医学史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时时出现在大多数的章节中——她更热衷于探讨的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语境下诠释身体体验的历史（31页）。作为光启情感史系列出版的第二本译著，它虽然探讨着作为“感觉”的疼痛，却不难寻找到情感史的理论、方法以及结论在该书中的具体实践和应用。比如在她指出“疼痛可以被视作后天习得的诠释”（23页）这一具有启发性的论断时，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在《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中提出的同样振聋发聩的构想，“大部分情感，虽然不是全部，都是习得的结果”；以及在讨论到疼痛所创造的团体時，读者的脑海中或许也会自然而然地浮现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提出的“情感共同体”的概念。

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作者在讨论之初就引入了疼痛作为一种“事件类型”，将疼痛事件视作生命故事的一部分。这在概念化疼痛的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有效地帮助历史学家规避掉一系列的麻烦和认知谬误。在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莱瑟姆医师对于疼痛的定义是占据主流的，他认为：

当然，将疼痛视为事件类型的优势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认知疼痛的复杂性。事实上，幻肢、战争创伤等案例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将疼痛单纯视作“感觉”的路径并不利于历史学家更全面地认知疼痛。人们可以在承受巨大创伤的同时只察觉到轻微的疼痛，也可以因为微小的伤害痛不欲生。毕竟，“人体对自己所认定的疼痛事件的感知，也会受到环境交互的深远影响”（21页）。

最后，正如许多西方医疗社会史学者尝试跳出身体与心灵的二分法一样，“事件类型”也是作者所做的相似尝试。换言之，当我们认知疼痛的时候不再单纯地将它区分为生理疼痛和精神折磨。当疼痛作为事件，我们将会发现身体与精神紧密相连，难以分割。

这一定义的优势在于中立的态度使得疼痛被置于历史语境下的研究变得可能。然而，作者同时也指出，在莱瑟姆医师的定义里，疼痛被视作一种实体化的事物，而这恰恰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将疼痛视作一种独立于身体的实体，其实在历史语言中并不少见，人们喜欢将疼痛描述成出现在身体中的闪电、武器或是猛兽，肆意攻击着主体。然而，遗憾的是，赋予疼痛能动性并不能够使得“人”的主体性得以显现，事实上正好相反，在一些时候这将使得“人”甚至成为了疼痛的附属品。将疼痛实体化的问题在于，将对疼痛的隐喻性构想方式，当做对真正存在的实体的描述（第7页）。在这一背景下，“事件类型”的引入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实体论的陷阱，灵活地认知疼痛，还可以如同许多文化史学家期待的那样，寻找到作为主体的“人”与“自我”。

隐喻的嬗变：兴起与衰退

而另一边，疼痛者表达的语言也有着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人们在表达疼痛时使用的隐喻，比如武器、撕裂、灼烧等等，都会影响着感受疼痛者与其身边照顾者的行为策略；另一方面，一些隐喻在历史中出现、传播、消失，而另一些隐喻则被沿用至今。这些变化显然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它们往往回应着某一时段社会的风气与变迁。比如作者指出二十世纪起描绘疼痛时越来越突出的战争隐喻，不仅是受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细菌理论的影响，还与英美社会的军事化息息相关；而十九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铺开，人们将疼痛描绘成铁路事故的比率明显增多。于此同时，在隐喻的使用中性别因素占据着不容小觑的位置。男性更乐于使用战争、铁路等隐喻来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而女性的疼痛隐喻则往往与家庭相关，比如她们会将疼痛形容成乱糟糟的房间。人们对于隐喻的选择显然与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以及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本书的第二至四章主要围绕着疼痛的缄默与表达展开。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并没有急于处理对疼痛的表达，以及疼痛话语中丰富多样的隐喻，而是选择优先审视历史中的无声，因为人们选择不表达疼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充满意义的。事实上，疼痛叙述往往并不容易，正如作者所言，交流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疼痛，它甚至还会带来诸如被污名化、被曲解成对于护理质量不满或者无法得到预期回应等诸多“伤害性后果”（49页）。疼痛会令人如同动物或孩子一般尖叫、失控，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描述疼痛时一些动物的隐喻，比如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人如同虫子一般蠕动，或是像狗一样哀嚎。显而易见，这是将疼痛污名化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人们会有意识地掩饰自己的剧痛，因为对于疼痛的有效控制被视为人们与动物区分的重要特质。当对于疼痛的表达在文化语境中带有负面的意义，疼痛中的缄默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紧接着作者将视线转向了临床，并加入了医疗从业者们（包括医师、护理人员）的视角，分别讨论患者对于疼痛的口头称述和姿态语言的诊断价值。如何辨别疼痛者是否真的疼痛？他们对于疼痛的描述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是否越是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就意味着患者经历着越致命的疼痛？以及疼痛的程度究竟应该如何被直观地传递和获取？十八世纪以来，医学上对于疼痛者叙述的准确性普遍存在着怀疑，华丽的辞藻和语言的叙述在临床中越来越被剥夺其意义。对医师来说，冗长的疼痛叙述很多时候是在阐述对于诊断毫无帮助的信息；对患者而言，他们避免成为过于详备的叙述者，因为这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在装病、通过夸张引起注意或者是故意惹麻烦。不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疼痛语言在临床中的功能性和可靠性又发生了改变，疼痛问卷的产生使得叙述再一次成为了诊断的重要工具。

疼痛语言：传递和获取

在一众兴起后消失的隐喻中，“宗教”是需要被单独讨论的面向。正如本书的英文的副标题“从祷告到止痛药”显示的那样，我们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的精神世界而不去讨论宗教。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宗教都在为疼痛提供着一种正面的意象，它遵循着罪恶、净化和提供指引的基本路径，教导着疼痛者应该如何回应和行事。在这一语境下，疼痛被合理化和正当化。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针对主流神学观念的批评浪潮，赋予疼痛的意义逐渐世俗化，这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体验疼痛的方式。而随着宗教隐喻的衰退，疼痛正面的意象也逐渐减少。

在讨论完语言和姿态后，医者还需判断疼痛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忍受疼痛的程度（或者说人们被认为对于疼痛的敏感性）受到了种族、性别、阶级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最早对疼痛敏感性的讨论是具有种族主义的，人们总能从解释论入手实现对非欧洲族群的贬损。当某一组群对疼痛不敏感，它将被归咎于这一族群器官进化的不完善；与之相对的，当某一组群对疼痛显现出过度的敏感，则将被归因于其道德上的劣等。

相比语言，病患的姿态表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则普遍被认为可信得多。在第六章中作者试图向我们揭示曾被视为身体最“自然”的语言，也可能具有高度阶段性和历史复杂性（191页），毕竟即使是身体语言也并非自然的，它从婴儿出生的那刻起就是可被习得的。人们可以因为道德、自尊等因素掩饰自己的疼痛，而另一些人也可以因为种种理由假装疼痛。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姿态的诊断价值。

除此之外，作者在这一章中还将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独立讨论。在回应女性究竟是更脆弱还是更坚韧的历史争论中，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非男性的身体，是如何在对于疼痛敏感度的解释论中，被置于负面的位置。而对于女性相比男性更能忍耐疼痛的现象，上世纪初有人还给予了颇为负面的解释，认为那与女性长期受到男性的殴打有关。当疼痛程度无法被直观地获取，人们所传达和接收到的信息就会出现偏差，而社会性的因素则将自然地填补这段模糊的空缺。最为直观的是分娩中的疼痛：非欧洲的女性往往被认为分娩时更加轻松（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而此类偏见也可以对女性的生活造成切实的影响。比如当一位亚裔女性在美国医院生产，她听见隔壁黑人孕妇临产时痛苦的哀嚎，以及护士的嗤之以鼻时，她选择竭尽所能掩饰自己的疼痛以使自己显得更为“得体”。因为此时的产房已然成为了道德的检验场。

面对疼痛：情感与策略

本书的最后两章主要着眼于对于疼痛的应对策略，即对医师的同情心与止痛药运用的探索。一直以来，医师们都面对着缺乏同情心的指控，而从十八世纪以来，医师们对此类指控的反应也有着显著的变化：从同情心被视作绅士的主要特征，到医师是否拥有同情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患者本身是否能够减轻疼痛，直至二十世纪早期大学医学教育开始鼓励一种更加超然的医疗态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初女性为了进入医学院的斗争中，她们不得不面临着“由于不是绅士”而缺乏同情心和怜悯的指责；然而到了晚近，当处理和解码病患的疼痛姿势更多地成为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时，这一过程又被女性化了。

止痛药的发明并没有使疼痛如同人们所预期地那样立竿见影地消失。出于种种原因，镇痛剂从出现到真正广泛运用到患者身上的过程并非畅通无阻，它受到了来自医师和病患本身的双重阻碍。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使用镇痛剂持有反对意见，一些理由是技术性的，另一些则是社会性的，比如麻醉剂使用的医疗风险、它改变了手术中医生和病患的权力关系、它冲击了勇气和男性气质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不得不面对的成瘾性。即便是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镇痛剂的运用依然并不充分，而想要有效地减轻疼痛，就必须改变镇痛剂的分配方式，并留心意识形态框架、人际关系、疼痛者和身边那些人之间的环境交互（350页）。

作者在书中揭示了一个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却昭然若揭的论断：“疼痛并非生理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在同社会世界协商时产生的。”（350页）如我们所见种族、阶级、宗教、性别等因素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都参与到了疼痛的历史中，它们操纵着疼痛，同时又为疼痛所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