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勒

戈特弗里德·凯勒，一八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于苏黎世一个旋工家庭。五岁丧父，依寡母为生。一八三三年进工艺学校，次年因小过被开除。一八四零年去德国慕尼黑学画。一八四二年回家乡从事文学写作。与德国流亡诗人弗赖利希拉特、赫尔威等接近，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八四八年由苏黎世州政府资助，去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听费尔巴哈讲《宗教的本质》。一八五零至一八五五年在柏林期间，创作丰富而成熟。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出版《绿衣亨利》第一版。一八五六年出版中篇小说集《塞尔德维拉的人们》。一八六一年任苏黎世州政府秘书长，一八七六年卸任。一八七二年出版《七个传说》。一八七三年底至一八七四年底出版《塞尔德维拉的人们》的增订本（除了原来的五篇小说以外，又添入五篇新作）。一八七八年出版《苏黎世中篇小说集》。一八八零年出版《绿衣亨利》修订本。一八八三年出版中篇小说集《箴言》和《诗集》。一八八六年出版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一八九零年在苏黎世逝世。

提到“教育小说”, 可以举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司汤达的于连以及托尔斯泰、高尔基的某些小说、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还有与《威廉·迈斯特》齐名的另一位大作家的《绿衣亨利》。

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满足于消极地反映生活、仅仅帮助读者认识生活，它凭借自己悠久的传统和深广的触手，一直试图以培养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为己任。在近代西欧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的画廊中，就有一种近乎传记而不能称为传记的品种，名曰“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又称Erzieh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衣亨利》的作者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籍贯瑞士，是十九世纪德语文学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曾经被文学史家们称誉为“瑞士的歌德”。

《绿衣亨利》是凯勒一生的主要著作。里面的情节大都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如家境的贫困、求学过程的挫折，以及在选择职业中、宗教生活中、艺术创作中所经历的一些错误、悔恨和觉悟等等。所以，这本书有时被看作是作者的自传。这部作品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版刊行于一八五四年，以主人公之死为结局第一版关于亨利之死是这样写的：他一来由于自己好久不给母亲写信，在伯爵府逗留太久，没有早日回家，使母亲忧虑悬念而死，因而感到内疚，二来由于离开了窦绿苔，对她朝思暮想，精神上异常痛苦，终于郁郁死去（见第一版第四卷第十五回）。；第二版刊行于一八七九至一八八年，经过作者彻底改写，那个阴郁的悲惨的结局变成了欢乐的、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起点：主人公通过各种挫折和振作，终于在同人民的结合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成为一个自觉地走上正路的国家公民。这两个版本在文学史上引起许多不同的评价：一些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作者到了晚年改写第一版，虽然在世界观上不能说没有进步，但他已经丧失年轻时期对于生活的诗意感，因而删去了第一版中不少优美的抒情场面，这从艺术角度来说实在是可惜的。但是，更多的批评家一致认为，本书的改写不仅标志着作者的世界观的进步，而且正因此在艺术上、在现实主义的深度上，也树立了一个榜样。本书作为“教育小说”来说，正是指第二版而言。

亨利和威廉·迈斯特一样，他们尽管在艺术上犯了错误，走了弯路，他们为艺术而牺牲的一大段时间对于他们的自我教育却也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如前所述，亨利的成长当然离不开他的民族环境，离不开瑞士的民主土壤。他从国外回来，看见祖国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到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空气，看见人民在劳动，在发表意见，终于从中发现了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他同故乡人民的生动的关系，构成了他从中接受教育、取得有效的公民地位的主要因素，这是他比一般的艺术悲剧的主人公更为幸运的。但是，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如果他没有经过在艺术上长期的追求和迷误，他在同样的环境中就不可能那么自觉地同人民发生联系，也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获得艺术不是人生的目的、一个人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中才能生存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真理。

主人公常常穿一件由父亲的外衣改制的绿色上衣，人们因此管他叫“绿衣亨利”。绿衣亨利原是一个普通的少年，后来在相当不利的生活环境中，成为一个自发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一画家。他的教育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探索和成长的过程。但是，一个人的教育从广义来说应当是他的整个生活。尽管不少人要到生活课程将要完结时才恍然大悟，有上进心而又有毅力的人则往往能够做到一面生活，一面接受教育。绿衣亨利作为一个上进的典型，正是后一种情况。他像威廉·迈斯特一样，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在爱情和艺术上徘徊了很长的时期。他在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他本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于读者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的。例如，他自幼热爱绘画，但并不懂得绘画作为一门艺术的真正途径，因此不断犯错误和走岔路，而每个错误、每条岔路又往往会重复几遍，才能逐渐使他觉悟过来——这样的人显然并非“神童”，正是我们所习见的，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常人，因此他的探索和成长过程对于我们反而更有教育意义。

这部作品后来所达到的史诗的完整性，包括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却大大超过了一般传记的需要。人们更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在宗教、爱情、艺术、哲学以及社会政治各方面进行自我教育的经验和心得加以升华，全部凝聚在主人公身上，正是为了使主人公能够和他本人区别开来，为了使他更真实、更丰满、更活泼地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艺术典型。这个典型人物使我们反复思考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占有什么地位，他为了理解自己的地位应当走什么道路，他为了把这条道路走到底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客观影响、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等等。我们从他一生的经验教训中所获得的最重要、最宝贵的观点就是社会实践的观点：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标准，评价世界观问题的标准，解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标准。回响在《绿衣亨利》的每个章节中的“走向社会！”的呼声，似乎正是对于他的前世纪的同胞卢梭提出的“回到自然去！”这个口号的反应，这一点更值得从文化历史角度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译者和编者怀着借花献佛的心情，将《绿衣亨利》这部世界名著送到我国青年读者面前，衷心希望它除了帮助提高他们的外国文学修养外，更能在他们成长的道路和努力的过程中起一定的鼓舞作用。就时代、环境或经验而言，主人公实在和我们相距很远了；但是他在寻求真理的漫长道路上，勇于批判自己，改造自己，从而争取发展自己，这种奋勉向上的精神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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